山乡大地涌热潮——2023年开年推进乡村振兴一线观察******
回首2022，克服多重挑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持续深化；展望2023，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信号更加鲜明，举措更加精准。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
时光为卷，奋斗作笔。在希望的田野上，无数奋斗者的火热故事，汇成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壮阔答卷。
产业高质高效：做好“土特产”文章增强竞争力
进入冬季，贵州香葱种植大户汪福华往年的“冬闲”成了“冬忙”。
应接不暇的客商电话，进进出出的运输货车……开年忙碌的场面让他找回了发展信心，“最近行情回暖，香葱又开始紧俏了，每天能卖出三四吨。”
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黔陶布依族苗族乡骑龙村规模化种植香葱已有20多年，这两年因为价格低迷，当地特色产业险些被丢掉。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落实产业帮扶政策，做好“土特产”文章，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汪福华和乡亲们认识到：“小香葱”做成“大产业”，必须改变产业小散弱局面。“通过成立香葱协会和合作社，我们将订单拓展到外省，骑龙村香葱种植面积稳定在2000亩左右，90%以上的村民参与其中，全村人均纯收入突破了两万元。乡里正计划引进深加工企业，将产业链做得更长。”他说。
提高产业竞争力，离不开过硬的“三农”队伍。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引进一批人才，有序引导大学毕业生到乡、能人回乡、农民工返乡、企业家入乡，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其留得下、能创业。
元旦刚过，安徽界首市邴集乡大董村，返乡创业青年董金玉正在蔬菜大棚里为即将到来的春节销售旺季做准备。
他7年前返乡创业，在村里帮扶下创办种植专业合作社，去年收入200万元。这是他近5年来效益最好的一年。
这5年，也是大董村从脱贫出列到发展成蔬菜特色专业村的5年——全村蔬菜基地发展到1600亩，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涌现，带动了村民增收致富。
像董金玉这样返乡创业的“新农人”近年来越来越多。截至2022年11月底，全国返乡入乡创业人数累计达到1220万人，农民参与乡村产业振兴的活力不断激发。
新的一年，董金玉谋划着自己的“小目标”：不断做优品质，提升产业竞争力。
农民富裕富足：走出增收致富新路子
一夜大雪过后，湖南十八洞村美景如画。
民宿店长杨云秋打开“十八洞悬崖酒店”微信号，把刚拍摄的视频发布在各大社交平台，很快就收到很多点赞和评论。
“像现在这样充满希望的生活就是最幸福的生活！”杨云秋一边忙着线上确认当晚入住民宿的游客一边说。
回到十八洞村6年的杨云秋，凭借踏实勤奋，一直从村里旅游公司的销售、讲解员，干到了民宿区的店长。目前，村里已经有276名像杨云秋这样的年轻人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曾经，十八洞村闭塞贫穷，流传着“有女莫嫁十八洞”的苗歌；如今，村子的产业、文化等全面发展，吸引周边村镇融入“十八洞村经济圈”，去年全村人均纯收入已达23505元。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老乡们走出了新路子，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好。
在辽宁营口市东岗子村，老乡们探索数字经济和农业产业深度融合，拓宽增收致富路。
掀开厚厚的温室大棚保温帘，一片花团锦簇，“花房姑娘”张野正麻利地整理花苗、修剪花枝。为拓宽销路，她邀请网红小镇主播来讲述花房里的创业故事。如今，张野的10个花棚每月可采摘鲜花15次，月销售额在18万元左右。
截至目前，营口市老边区网红小镇，共进驻了300多家直播运营机构，有主播超15万人，粉丝流量达3.5亿。2022年网红小镇所在的老边区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超1亿元，比2020年多了近一倍。
近期，《2022—2023年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农村青年主播”培育工作方案》公布，明确农业农村部、共青团中央联合快手开展“农村青年主播”培育工作，培养一批掌握短视频和直播“新农技”，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农村青年主播。
直播成为新农活，手机成为新农具，新观念、新方法也融进农民的生活，老乡们增收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乡村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孕育生机无限
冬日暖阳下，农闲时节的宁夏关桥村更显惬意。
“你看我这村子，和城里比有啥差？”村民冯增虎走在村里宽阔平坦的石板路上，边走边介绍，只见路两侧民居红墙白瓦整齐划一，儿童游乐广场、幼儿园、卫生院等设施齐全。
关桥村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素有“苦瘠甲天下”之称的“西海固”中的“海”字，就指海原。冯增虎曾在村里干了10多年村主任，见证了山乡巨变。
“新的一年，关桥村正在规划健康希望小镇，未来可以享受定期体检、送医上门……日子越过越有盼头。”冯增虎说。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农村现代化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内在要求和必要条件，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农业强国的应有之义。
近年来，各地乡村瞄准“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的目标，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完备度、公共服务便利度、人居环境舒适度，让农民就地过上现代文明生活。通过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84%，基本实现村村通电、通硬化路、通客车、通光纤和4G网络……乡村绿水青山不断“擦亮”，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徐徐展开。
和美乡村，孕育生机无限。乡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更加健全，乡村生产生活更便利，城乡差距全面缩小，农村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创业干事。
“这是老乡们自家的柴鸡蛋，真正小时候的味道……”
河北阜平县顾家台村，正在网上带货的小伙儿叫顾腾飞。他是2020年底村里第一批返乡创业的“90后”。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近年，有30多名像顾腾飞一样的年轻人返乡创业就业，为家乡的振兴带来新观念、注入新活力，顾家台开始“腾飞”。
幸福绵延，生机无限。
新的一年，继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国广袤大地必将呈现欣欣向荣的蓬勃气象，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前进！（记者侯雪静、严赋憬、向定杰、姜刚、张玉洁、杨稳玺）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